杜富国证件照。黄巧摄
身旁约2米开外的加重手榴弹爆炸后，扫雷战士艾岩一阵阵耳鸣。他能看到围拢过来的战友们呼喊，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事后艾岩回忆，爆炸的巨响过后，火光擦着他的脸颊而过，携裹着碎石打在脸上，“当时我没感觉到疼，双手双脚僵硬想走却走不动，脑子空白，身体发抖。”
相比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这个26岁的中士更多时候被愧疚感困扰着。就在爆炸发生前几秒，和他一同进行扫雷作业的组长杜富国说，“你退后，让我来！”
之后艾岩仅受了皮外伤，为他阻挡大部分爆炸冲击波和弹片的杜富国失去了双眼、双手。
杜富国正与战友一起设置扫雷爆破筒，左侧为杜富国。杨萌摄
“我没有勇气去看他。”艾岩说。一个多月过去了，外界几乎都知晓了杜富国的事迹，躺在解放军第医院（原59医院）病房里接受治疗的他本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双眼球已被摘除。
如今杜富国正坚强面对失去双手的现实。他躺在病床上，蒙着双眼，试图保持良好心态，偶尔还会开一两句玩笑。他的亲人、战友和医护人员却小心翼翼，因为怕影响康复，不敢告诉杜富国更多实情。
救护车随行入雷场
10月11日，中越边境，老山西侧——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乡秋高气爽。相比夏日里的酷暑高温，或绵绵雨季，这个时期更适合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简称扫雷四队）的官兵们在山林里扫雷作业。
对扫雷四队的战士杜富国和艾岩来说，这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自年6月15日他们主动申请从原单位加入到临时组建的扫雷部队起，3年来，在中越边境云南段，从八里河东山到天保口岸再到老山周围，他们在当年战火最为激烈的地方每天机械性地重复一样的动作——探雷、拆除、移走危险物。
年5月扫雷四队组织集中销毁天保口岸附近雷场搜排出的地雷和爆炸物余枚（发）。黄巧摄
“这是极为枯燥的。”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对澎湃新闻说，好在每一次作业会遇到不同情况、面对不同危险，不然身着加厚防护服在40度的高温天匍匐探雷很难熬下去。
这是中越边境的第三次大面积扫雷。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复精神，年6月15日，中越边境云南段扫雷指挥部成立，组建了包括原成都军区第13、14集团军和西藏军区专业骨干在内的扫雷部队，涉及雷场达块、总面积81.7平方公里。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搜排出的部分地雷和爆炸物。黄巧摄
扫雷四队是一支没有义务兵的分队，因为专业技术的需要，他们都是士官。
年12月，同是中士军衔的杜富国和艾岩被分配到同一个小分队，二人开始搭档，杜富国担任组长。彼时，面对毫无经验的艾岩，杜富国只说了句“没事，我来带你。”
10月11日早7点，他们从猛硐乡部队驻地准时出发，约1个小时车程的山路后，来到坝子村雷场。按惯例，随行的除了队医，还有救护车和担架，为了急救需要，到达目的地后救护车要停靠在最外侧、车头朝外。
那是一个极为安静的雷场，在山林深处紧挨着老山，毗邻越南。
坝子村党总支书记李国发向澎湃新闻介绍，坝子村18个村民小组共人，其中8个村小组处于两公里的国境线上，有50%的村民在边界种草果、栽杉木、砍竹子，村民70%的收入来源于山上，村里因雷患伤亡的村民多达36人。
村民盘金良是坝子村第一个被地雷炸伤的人。
年，盘金良在山上劳作时不幸触雷失去右腿，年又一次触雷失去另一条腿。他也是坝子村最后一个被地雷所伤的村民，“这么危险的地方，也只有他们（排雷官兵）愿意来。”
负责对医院，为盘金良免费装上了假肢，只要扫雷官兵前来作业，盘金良每天都会来到山下给他们当向导，“他们排了雷，我们才能放心恢复生产。”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官兵在天保口岸四号洞雷场排除炮弹。黄巧摄
人工搜排作业
到达坝子雷场后，杜富国他们首先需要穿戴10多公斤重的防护服，还得将27.5公斤一箱的扫雷爆破筒搬上山，再携带探雷器等作业工具进场。
跟影视剧中部队前哨工兵扫雷的画面一样，在坡度约40多度的坝子雷场，杜富国他们弓腰搜排，携带的探雷针不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有了经验，你就会知道响声警示着哪种爆炸物。”艾岩说。
就像一座埋在地下的弹药库，雷场的爆炸物各式各样。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绊发雷、跳雷、诡计雷、手榴弹、未爆炸的炮弹、子弹、导火索……不同的危险爆炸物隐没在土壤中，跟杂草和树根缠在一起，有的雷窝层层叠叠，不像扫雷游戏那般有规律可寻。“说直白点，我们在打扫战场。”云南扫雷大队大队长陈安游说。
“最开始的时候听到探雷针发出声音就紧张，心跳到嗓子眼。”艾岩说，像防坦克地雷还好，尽管看上去体量大的惊人，但人踩上去基本不会爆炸，防步兵地雷只要排除引信也是安全的。而67式手榴弹需谨慎，因为时间的缘故，投掷手榴弹的拉环可能有松动，若跟树根缠在一起，用力稍大会爆炸，用力轻了则无法排除，每遇此物他跟组长杜富国慎之又慎，那时杜富国总会说：“你退后，让我来，离我远点！”
扫雷官兵踩的是“鬼门关”，走的是“阴阳道”，跳的是“刀剑舞”，使的是“绣花针”，拔的是“虎口牙”。云南扫雷大队政委周文春如此评价这支部队的战士，“杜富国是一个有信仰、负责任的中国军人，我为有这样的战士而感到骄傲自豪。”
杜富国在老山某雷场作业后拉着安全绳撤出雷场。黄巧摄
如此危险，为何不采用机器排雷？这是外界常见的发问。更有甚者，指责人工排雷后官兵手拉手走雷场验收的做法极不人道，如此危险就该放一群牛、一群羊进去踩雷。
“那样的话，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扫雷四队原队长龙泉解释说，雷场本来就像个复杂的蜂巢，单个引爆后四处飞溅、到处乱炸，最终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安全可下脚的地方。
龙泉还介绍，战时敌我双方轮流攻守布雷，换防时又有部队重复埋雷，战时轰炸后泥土翻盖，战后下雨天山体塌方滑坡翻盖，中越边境的雷场草木繁茂，雷场坡度一般都在40度至50度，个别雷场坡度可达60度至80度，垂直落差达米以上。
另外加上爆炸物种类繁多，时间长性能极不稳定，还有大量弹片等金属，机器一旦进场就会报警。“人工搜排后手拉手走过雷场，是为了让老乡放心，一个扫雷的军人都不敢走雷场，那验收后当地老乡还怎么安心在那里种地？”龙泉这样说。
在此现实背景下，一份扫雷四队的数据显示，3年多来，杜富国已进出雷场千余次，累计作业余天，搬运扫雷爆破筒15余吨，在14个雷场累计排除地雷和爆炸物余枚（件），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搜排出的部分地雷和爆炸物。黄巧摄
不愿把危险留给对方
10月11日13时30分，中午饭开始了，杜富国挖来山上的一种野菜凉拌。通常，部队会带着炊事班做饭，有时候则用馒头充饥。杜富国拌好凉菜后，给艾岩品尝。
在随后的作业中，两人先是发现了一枚防步兵地雷，成功排除后转交给六班班长马玺君。马玺君主要负责将这些地雷运送至30米外的爆炸物集中区摆放。
紧接着，探雷针又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在一棵直径约30公分的大树根下面，杜富国和艾岩发现一枚67式手榴弹。这是一颗加重“大当量”危险物，弹体部分裸露地表，且被大树阻挡视线，树根处还有可能是个雷窝。
在扫雷四队原队长龙泉印象中，杜富国的技术是过硬的。三年来，即使面对不放心的点位，他也是让大家放心的人。
龙泉记得，一次在马嘿雷场，有战士通过对讲机报告发现了一枚防坦克雷，因体量较大、周围环境复杂，龙泉让他们等待。之后等他赶到现场时，发现杜富国已将该枚爆炸物成功排除，这也是扫雷四队排除的第一枚防坦克雷。
杜富国跟艾岩二人搭档时也会相互争执。有时，艾岩说，“我先发现的（爆炸物），我来。”杜富国会毫不犹豫地以命令的口气回他：“我是小组长，我来。”
在六班班长马玺君的记忆中，杜富国之前会跟他抢活儿。比如有一次发现地雷后，杜富国就像开玩笑一样说，“这种怎么能让班长来？你退后，我来！”看着像是争功，实则都不愿意把危险留给对方。
杜富国排除了1枚反坦克地雷。杨萌摄
马玺君说，扫雷作业时，所有战友中杜富国是携带工具最全的人，“只有他随身携带工具包，我们缺什么时就喊他拿。”
因为任劳任怨肯吃苦，扫雷四队战友们给杜富国送了个“雷场小马达”的绰号，但他自己的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