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剑高悬：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例剖析》一书中，原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贪污腐败、最终依法被判处死刑的案件，被称为“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经法院认定，王仲利用职权侵吞、受贿的金额为6.9万余元，在当时，这相当于普通干部年的工资收入。
该案发生于“苍蝇和蚊子”都可能会飞进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重要意义。
而在王仲被判处死刑之后，有人给他求情，但陈云坚定的表示：必须枪毙！
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关于改革开放的利弊，有一个很有名的比方——“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广东省海丰县，就发生过这个比喻的现实版。
由于地理因素，海丰这个地方与港、澳两地的海上交通都很方便，七八十年代海丰全县人口总数才80多万，但历年来前往港澳地区谋生的人也有二三十万。
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进入对外开放时期之后，海丰与港澳等地的联系更加频繁。
有的人需要经此来去港澳探亲办事，此地发生的走私案件数量也与日俱增，对于掌握权力的人而言，其中便出现了公器私用、权力寻租的空间。
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也正是从这些方向下手以权谋私。
他不但在工作流程中受贿索贿，更是变本加厉地直接前往缉私单位仓库，将价值较高且不易买到的手表、电器、服装布料等商品直接拿走，再进行变卖获利。
类似的事情做得多了，名声就难免传扬出去，在当地，王仲的家有个半公开的外号叫做“广播站的器材仓库”。
这是由于在当时，电视机、收录机等电器仍算稀罕物品，而王仲“倒腾”的物品中这类电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由于王仲肆无忌惮、倒行逆施的做法，不少群众写信检举揭发，上级机关对此高度重视。
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就曾经多次听取该案的案情汇报，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总计多人次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
陈云的看法
在老一辈革命者团队中，陈云被称为“红色经济专家”，或者是更加中国化的“红色掌柜”。
他从罢工运动中成长起来，自陕甘宁边区时代就主要从事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形成了缜密而精细的工作风格。
陈云曾经评价自己是“算账派”，脑子里只有数目字。
年上海局面初定，毛主席钦点陈云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到上海抓经济、稳物价，去进行一场凶险程度“不下于淮海战役”的经济战。
在他主导的得力应对之下，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投机资本遭遇了一波连击，全国物价得以平抑，为接下来的经济建设国力复苏准备了良好的开端。
毛主席曾经评价陈云“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而因为长期负责经济财政方面工作，陈云对于经济问题也有着一般人难以匹敌的深刻理解。
当时他正担任着中纪委的第一书记，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方针。
与数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陈云实在太懂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重要性了。
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他的看法并非不切实际的杞人忧天。
年底，一份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显示，仅广东一省，反映经济领域问题的来信数量就暴增到了上一年的三倍。
部分党员干部在该领域的违法乱纪行为，尤其是与走私贩私相关的部分，已经到了必须加以重视的地步。
王仲：狡兔三窟，未雨绸缪
然而要办下王仲这件案子，却也并没有纸面上看来那么轻松。
王仲当时是海丰县委书记，还位居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其贪污腐败行为的大头指向缉私部门查缴的各类物资。
而年前后，海丰当地走私猖獗，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也正处于高峰期。
大量被查获的走私货品既缺乏全局统计，也并无规范的管理流程，王仲利用职位优势常常借口去汕尾等地“视察”，到了现场就以样品、试卖等种种借口拿走东西。
时间一久、物品种类繁杂、信息琐碎，给取证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另外，王仲自知自己的罪行无法见光，因此早早布局，为了掩盖罪证多方经营。
他挖空心思狡兔三窟，把家人子女安插到重要工作岗位，尤其是几个子女都很快转为干部，进入政法部门任职。
从职位上来看，他家可说是一个“政法之家”。
然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以家庭为外壳的“抢私贩私”操作链条——他本人出马去贪污查获的走私商货，其妻负责隐瞒遮掩，其子主要负责贩卖销赃。
年初，其子王建成的一车私货被工商路卡查获，王仲很快就策划出对策，又与贩私分子提前串供，订下“攻守同盟”，成功地将这一事件遮掩过去。
很多时候，王仲还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亲自销赃。
出差在外时，甚至把下榻的房间作为交易场所。
即使到了罪行败露被责令停职交代问题、《南方日报》也公开发文之后，王仲也还在负隅顽抗，相关的赃物赃款被化整为零，“疏散”到其5个子女、12名亲属手中。
光是后来被查出的赃款，就被分散存入14个储蓄点，使用了18个人名共42张存单，开户人名有真名也有假名，甚至还有已经过世好多年的人。
漫漫搜证路
根据曾担任王仲案助审员的陈石波回忆，当时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很大，要知道那时“万元户”还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名词。
而王仲的贪污数额接近7万，在当年是不折不扣的巨款。
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办案人员直接面对着涉案头绪多、信息琐碎、取得足够说服力证据难度较高等困难。
陈石波特别提起了一个名叫王泗吉的证人，他当时在其他职位以外，还兼任着缉私仓库的保管员。
正是这个兼任的职位，使王泗吉成为能够提供王仲犯罪事实与证据的来源。
面对办案人员的调查，王泗吉交出了两个与此相关的账本。
其中一个是原始账，记录的是他所负责缉私仓库的出库情况，另外一个则是他本人凭着记忆写出来的清单，也就是他脑子里的“账本”。
从这两个账本中的信息看来，过去至少一年零四个月内，王仲多次前往该仓库“视察”，从库中取走了大量收缴物品，尤以体积小易携带、单件价值较高的手表为多。
然而疑问也正是出在这些手表上。
为了确保证据的真实有效，办案人员将两个账本的信息一条一条梳理出来、进行交叉核对。
这一核对就发现信息中存在矛盾、对不上号的细节，例如“手写账”显示王仲从该库拿走了只手表，而“原始账”中仅能确认他拿走了只。
办案人员曾就此事三次询问王泗吉，然而王泗吉的证词却存在混乱与矛盾之处。
根据证据必须具备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要求，这其中相差的59只手表最终未予认定。
陈石波表示，当时办这个案子，想的就是要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严格把好证据关。
王仲犯罪事实是什么样子、将接受什么样的惩罚，那是他的事；但作为检法工作人员，必须坚持证据要能经得起挑剔，证据不足、其他人收受而王仲确不知情等情况均不予认定。
那时从汕头公交总站前往海丰县仍然十分不便，一路上都是土路，车子想赶时间也开不快。
因此办案人员往往都是一得到新证据的消息立马出发，这样也得第二天才能正常开展工作。
尽管有种种现实困难，在办理此案的工作人员群策群力之下，还是将涉案证据梳理清楚。
之后曾经有领导查问此案提及证据中的某个细节，经办人员甚至能够将相关证词在案卷中第几卷第几页都直接报出来。
正是由于在证据搜集环节做到了严谨细致，此案后来历经二审、最高院复核死刑，对事实证据方面的认定均没有作出质疑或改动。
24小时，天
除了取证难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王仲当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为了保证案子的调查诉讼顺利进行，还必须十分注意王仲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当时参与此案的工作人员被分为三个大组，其一是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牵头的办案组，主要任务是调查王仲违法犯罪事实，搜集固定证据。
其二是医疗组，指派了专家、医生、护士专门负责王仲的救治，确保他有足够良好的身体状况出庭受审。
其三就是监护组，由汕头地区人民检察分院抽调干警对王仲进行监护，确保其在监视居住期间不逃跑、不自杀，并断绝其与外界的接触。
当年刚满20岁、“没成家没负担”的检察干警李向东，就这样成了监护组中和王仲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共计天。
李向东回忆，由于王仲的心脏病，他最初被监视居住的地点不是自己家，而是医院。
在医院他接受前几轮审讯时，完全矢口否认起诉书的内容。
关于涉案物品，王仲一口咬定“有一部分是在上级机关领导买的”，另一部分是自己买的，当时没给钱的原因是没带钱，后来让女儿给了一部分钱，剩下的钱“还没来得及给”。
有可能因为对自己布局的“攻守同盟”很有信心，王仲在被监视居住的初期不但受审态度恶劣，对于监护的检察干警们也往往视而不见、没有什么好脸色。
胶布下的手术刀片
但当第四次审讯期间，办案组向王仲宣布依法逮捕决定，并将其转入揭阳县看守所，这一转折给王仲的情绪带来了不小的波动。
王仲一反此前高高在上的做派，显得躁动不安又虚弱无力，时不时会依靠在床头柜边休息。
监护时间最长的李向东曾说“在我看来，他就是个年纪不小的病老头儿”，这时候看到王仲一副虚弱的样子，猜测他可能是情绪波动太大体力不支，便提出让他休息一下，由自己帮他收拾行李。
然而无论李向东怎么说，王仲也总是不肯离开床头柜的旁边。
最终，李向东在那个床头柜抽屉的上沿发现了一块白色胶布，胶布下方藏了两片不到一寸长的手术刀片。
直到此时，参与此案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原来在一直维持的胸有成竹态度之下，王仲实际上早已萌生了自杀的想法。
那两片手术刀片，据推测应该是他在医护人员处置室内偷拿并藏起来的。
此事之后，整个监护组如临大敌，不但24小时监护更加密不透风，监房外还增加了武警站岗。
水落石出
从王仲身上难以取得突破，办案人员便调整了策略，将突破口锁定在王仲的妻子陈巧兰身上。
陈巧兰参与了王仲几乎所有的灰色操作，但自身却没有王仲那种多年历练官场的老练和定力。
办案组在19天时间内，提审陈巧兰26次，最终从她身上打开了突破口。
犯罪事实、有力证据、赃款去向……这些细节逐渐浮出水面，而王仲的结局，也即将走到尽头。
根据年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共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当时有声音认为王仲是个老同志，此前也有过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判决；也不乏有前往说情的，毕竟一旦死刑，就真的再没有改造、赎罪之类的机会了。
但陈云认为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节点，一个地区的情况糟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王仲身为领导贪污腐败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及改革开放的大局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判处死刑
最终，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仲对判决不服一度提起上诉，后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了现场超过一万七千人的宣布执行大会上，之后，王仲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直到确定将被执行死刑，王仲终于崩溃了。
在被带往行刑地点前，他对监护自己的李向东说了最后一段话。
“你得记住，当了官千万不要贪。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不要伸手，伸手必被捉嘛！但愿我的错误能给国内当权的、当官的敲一个警钟吧。”
判处王仲死刑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年4月13日《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写道，各地均有和王仲案件相似的情况，这样的判决，对犯罪者起到了很好的震慑。
只有这样，才能对接下来的对内改革和对内开放打下较好基础。
邓小平也曾经强调，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被腐蚀干部的数量已经相当惊人：“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大案太多，性质恶劣，如果不能坚决刹住这股歪风，党和国家可能会“改变面貌”。
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寇庆延也曾经回忆，当初王仲被判刑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走私贩私的歪风得到了压制。
结语
另外事实上，以王仲为代表的领导干部带头腐败，给海丰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局外人想象。
海丰当地企业开工挣钱的少，财政收入捉襟见肘，身为县委书记的王仲本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然而他不但不尽职守，反而背道而驰：该制止的走私不但没什么压力反而活得滋润，除了王仲还有其他干部主动同流合污，基层组织陷入瘫痪，部分缉私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
海丰县成了远近闻名心照不宣的私货大窝点，人称“远东的国际市场”。
直到王仲被枪决后半年多，刚调到中央纪委教育室工作的蒋秀生到海丰县调研，看到的仍然是“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家家户户忙走私的场面，市场上处处可见走私的手表、收录机。
这样的局面，直到海丰被定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又历经长久整改才得以扭转过来。
这也就是邓小平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根本原因。
参考资料：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腐被枪毙的县委书记是他》；澎湃新闻；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人民日报张东明；
《新中国的反腐故事｜亲历者讲述查处王仲案始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审判回忆录》；人民法院报；
《利剑高悬——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件剖析》；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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