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国家给我们带来过深重的灾难，时至今日，仍然为国人所咬牙切齿。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古代，日本总是以学生的姿态仰视中华。直到明朝以后，形势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晚清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伙同其它国家与中国一起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国戴上一副又一副的枷锁。不过，其实在此之前，中国还和日本签订过平等条约的。
明朝之时，日本的各大名还竞相向中华朝贡，他们把对华外交当做牟利的手段，甚至发生了争贡事件。为了获得明朝的回礼，两个大名都派出使节进贡，最后在中国大打出手，闹出笑话。在后来，丰成秀吉以朝鲜为跳板，企图入侵中国，更是将中日关系降到冰点。终明一朝，除了民间有零星的贸易往来，官方的交往已经完全中断。
到了清朝前中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巧，日本当时也是如出一辙，所以官方的关系一直没有进展。但是双方的朝廷都在国内开放了几个港口，让民间的商贸活动还是连绵不绝，这也保证了当时中国的文化输出至日本。
直到晚清，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敲开，被迫融入世界体系之中。而日本在被欺负之后，实行了明治维新，也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可。这样，他们找到了清王朝。
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向明治政府提议：由于中日之间没有明确的条约，给正常的官方和民间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应该积极建立双方的关系，缔结“修好条约”。明治政府中的大臣深受西方政治观念影响，都非常赞同他的提议，便指派柳原前光探询中国政府意见。
他们这一行人，在上海登陆，又赴天津与清朝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成林进行了预备性的会谈，把来意尽数告知。紧接着，他们找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把签约的必要性和他们进行了交流，还将草约的内容交给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大人过目。
此事到了清廷之后，却遇到了阻力。朝廷内的满汉守旧派大臣，已经被西方列强打怕了。每一次战后，就要签署一大堆的卖国条约，对于清朝来说，条约这个名词变得比较敏感，他们都犯了恐惧症，不分青红皂白，更不理解内容。于是，清廷向日本转达了态度：只要双方互存信赖，则无缔约之必要。
那时的中国，正如歌词中写的是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有糊涂的官员，有守旧派，也有清醒的大臣。曾国藩、李鸿章、成林等集体向朝廷上书，他们认为，日本和朝鲜、安南不同，不是藩属国。签订亲善条约是当时各国的通行做法，日本的理由也算合情合理，如果拒绝，反倒是多一个仇人，如果同意，还可以拉拢日本。
在几位大臣的反复运作下，清朝终于同意签订条约，并且主动向日本表示：只要双方委派全权大臣，可以就缔约事宜进行谈判。
此后，日本政府派遣伊达宗城为正使，中方派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进行谈判。刚一开始，日本又开始耍滑头，他们没有把第一份草案拿出来，而是根据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照搬照抄。这个阴谋被李鸿章当场识破，他愤然表示：日本是想将西方列强和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的条款“为我所用”，而且是“择优采用”，这将以前的草案当做废纸了。
最后，这份条约是按照中方拟就的草案达成的。哪怕是签约的最后一刻，日本人还在咬文爵字，他们不同意清政府以“中国”为国号，理由是“中国系对本国边疆荒服而言”，这样就是讽刺日本属于蛮夷。为了不让谈判在最后一刻崩溃，李鸿章决定：汉文文本书中国日本，日文文本书大日本、大清国。
另外，为了避免出现“条约”这个字眼，他们改成了“条规”。这样，年9月13日，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日本语《日清修好条规》）。
这次合约，在后世史学者看来，是一份基本上平等的条约。谈判桌前能讨到多少利益，与两国的实力是成正比的。这时候的清王朝，刚刚挺过太平天国运动，在政治上比较稳定，官场上出现了恭亲王、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有能力的官员。
另外，外交上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勒索，中国又出现了洋务运动，国力有了一定的增加，这段时期被称为同治中兴。虽然同期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由于资源等限制，总体国力不如清廷。不过，何曾想到，完成这次平等条约的李鸿章，将在日后签订更多的屈辱的不平等协定，包括和日本人再打交道。
参考资料：《明治时代の外交》、《日中关系史》、《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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