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近期发表的一些文章中（10篇拉美文章、关于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我看到一些很不好的读者评论论调，前几天又看到一位知名历史名家说的一段话，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长文用以系统性地反驳这些观点。
当然，作为独立作者，用三天时间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被称为“系统完善”，只希望用我的观点给更多的读者思考一个问题：
历史观点可以被修正，但绝不能把明明是“被侵略”说成“因为被侵略了我们才有发展”，好像我们占了多大的便宜，没被侵略够似的。当然，有些读者可能会看到我下面点出的历史名家是谁，但本文文中的“怒气”并非针对这位老师，因为以他的学识他是看过、思考过很多东西的，而不是像其他评论者那样的人云亦云。
本文其实更重要的是向一些看过很多书的人甚至成名的学者喊话：希望你们在看得多的同时，也要看看其他类型的书。
我早在前年就跟读者谈过如何学习历史，即：你只读同一类的书，其实读一本和读一万本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这些书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历史需要你去读很多不同思想的书。
（1）“客观好处说”是什么
什么叫“客观好处说”呢？也就是无论多么不平等、多么卖国的协议，只要在这种危害下，清廷、部分官员和中国人的自主反抗所取得的成绩，就被说成是“客观好处”。例如促进我们团结、促进反抗精神等等。
有位近代史专家就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一个条款（《马关条约》），没有日本人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我们就不可能有年之后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毋庸讳言，年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确实迎来了高峰期。这也确实与《马关条约》被签订有关，但并非什么正面因素。
（2）民族资本主义崛起首先是清政府的“自救行为”筹集资本的一种反应
清政府为凑足赔款不得不开足马力鼓励民间资本开办企业、给与一定自由，一方面，可以利用企业组织流民工作，降低“造反”可能；一方面，也可以使清廷更多套取利润的机会。这一波行动被称作“设厂自救”
《马关条约》之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缓慢，以民族工业为例不但发展缓慢而且多短期夭折。这一时期，共多家商办企业，但大部分维持时间十年左右，特点是：资本小且寿命短、生产设备落后。
洋务企业及其身后的一些民族企业的发展都不好。年年前建成的多家企业，资本小且寿命短，一般寿命都在10年以下。甲午战后，因为需要赔款，内部民生投资就要下降，为此，清政府希望鼓励民间资本开办企业替清政府“分忧”。
洋务运动时期，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官员，出于对“民间资本的恐惧”生怕“借机生事儿”主张“官督商办”这一形势，也即官员监督商人的日常经营。但实际上，这些洋务企业一方面各种官僚利用关系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插入企业；一方面“官督们”往往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取豪夺企业股权，将企业变成自己天下。这以李鸿章、盛宣怀为典型代表。
由此，从年到年就有80多家企业出现。截止年，共开办企业家，总投资额为.2万元是甲午战前的19.3倍。其规模和企业性质比洋务企业更上一层楼。也即规模更大、企业家自主性更强、机器设备更先进、企业寿命和抗压力更强。
其中发展最好的是纺织业，开办企业数、资本总额都在总比重中占第一位。其次是食品。纺织业中缫丝业、棉纺织业为主；食品业以面粉业为主。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企业，也主要是开拓我们自身的产品，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对于资金是渴求的，但更渴求的则是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马关条约》给西方列强有了一定利益，那么，自然也要对中国企业一视同仁。然而，这与《马关条约》关系并不直接，因为，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支持——通商口岸的自主开发早在林则徐、魏源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3）民族资本企业要想发展，它依托于城市通商开埠。而年后，中国全国范围内的“自主通商”正是响应年代魏源的主张，光绪地大力推广，与日本资本无关
戊戌变法前、实行过程中，清廷一方把积极支持民间资本建厂进行法律化固定，例如《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年7月）；一方面号召在国外的华人华侨回国建厂；一方面主动开设各种商埠。而这些都是应对日英美法等帝国列强对资源的掠夺。这时清廷已经在总体上认识到了魏源在年代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魏源早在年以后就主张“自主通商开埠”对抗外国逼迫我们开设并由他们控制的“约定开埠”。
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以来，个不平等条约大多有“通商开埠”的要求，例如《马关条约》就有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这时，大部分一二线城市都已经开通商埠了。年之后，各列强又利用各种便利强迫我方通商。
在此情况下，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的一些人终于认识到了魏源在半个世纪前的主张：以货物港口利于交通，交通利于商业的思想认为，我们不如“自我德之”，也就是自主开埠。
年6月，光绪发布上谕：“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由此，从开放秦皇岛、岳州、三都澳等地开始，全国上下都在“自主开埠”，希望利用“自主开埠”打败外国人的“约定开埠”。例如珠海方面就自主开埠“香洲”希望对开澳门甚至香港。
戊戌变法失败后，经过慈禧两年多的折腾，又引来了“八国联军侵华”和《庚子条约》，这是让我国从“弱国”变成“孱弱”之国的关键。为此，慈禧也不得不对民间资本给予更大的自由，用以更多的“分忧”。
而这一思想的法律成果就是，年11月的《奖励公司章程》的出台。
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华人华侨也踊跃参与其中，从海外携带资本投入祖国或故国建设中。由此，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民族资本家首先是在自强的基础上，希望自身强大（有钱有资本）用以抵抗外辱为动力的，而不是靠着什么“日本人民的资本可自由建厂”。
这也太抬举日本人民了。日本人建企业也得是从通商开埠城市开始，要说最早就是英国人。
对于某一个历史人物、协约可以以“客观看待”为由头说，但不是，非要恬不知耻地去“感恩”侵略者。
（4）日本资本主要是借助“一战”欧洲列强撕咬之际，才逐渐成为在华的主体资本势力
所谓的日本人民也不存在，年后的日本是“国家帝国主义”，其人民的经济活动本身就夹杂着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对于这一点之前的“慈善堂”等就已经给出明证。
首先，年的日本还不是年的日本，更不是年的日本。正如年的美国也不是年的美国更不是年的美国一样。日本的经济真正起飞也是在“日俄战争”后，而“日俄战争”的胜利考的重要原因是《马关条约》赔款的85%被用在军事上，硬生生地把日本的军事实力拖起来了。
所谓的日本人民开设工厂等主要是“辛亥革命”“一战”前后才逐渐成为主体，与《马关条约》效应无关。
“甲午战争”是日本崛起的标志之一，利用《马关条约》的赔款日本军事实力迅速扩张，由此才有了“日俄战争”的日方胜利。我方赔偿日方3.5亿日元，其中85%用于军事。那么，“日俄战争”才是日本称为“帝国主义”的标志之一，在这一时期日本才被世界列强真正看重、当回事儿。
由此，日本的经济实力也迅速发展，毕竟在经济交往中，那个“丛林时代”你的国力弱不会被人重视的。因此，到了年后，日本的经济才真正起飞。以生丝出口为例。
从年到年，世界第一大生丝出口国为中国，总出口量为万公斤；第二大为意大利万公斤；第三为日本万公斤。
到了年时，世界的第一大出口国已经成为日本，其出口量是中国、意大利、法国三国的总和。由此可见，到这一年日本的发展多么巨大。而这时，日本的机器生产能力、工业科技水平也逐步上升。
日本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喂饱了豺狼，豺狼咬上了虎豹，豺狼又变成虎豹。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需要“感恩”日本？
对于某一个历史人物、协约可以以“客观看待”为由头说，但不是，非要恬不知耻地去“感恩”侵略者。再者说，你要“感恩”就“感恩”所有侵略者，别挑着捡着。这才能说明你的“博爱”和“滥情”。
综上所述：任何事情都分多种情况，正反两面儿，再坏的事情也自然会形成一些好处，这是很正常的。但你不能因为有一定好处，就觉得这个不平等条约签得对。还要我们客观看待。
如果一件事儿，首先，是以当时的人痛苦、尊严丢失甚至失去生命为代价的话，那么，对于当时的人就是错误的。
其次，这种错误内部蕴含着对后世发展一定好处，那么这个好处连加害者都不想，你却上赶着“感恩”除了一字代替外，我没啥说的：jian四音
不知道啥意思？那就不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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