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飞
01无所作为的恭亲王
年9月，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任期结束，准备回国，临走前他去总理衙门辞行，语重心长的对恭亲王奕说：“王爷在中国为第一有权有势之人，王爷拿不定主意振兴中国，即无人能拿主意，但此时急矣。若并日而作，百废俱举，各国闻之，自不敢动。若如此因循，恐不数年，便不可问也。日本先下手得便宜，各国未尝不动心也。好自为之，无为天下万世笑也。”
此时，甲午战争的销烟刚刚散去，《马关条约》的墨迹尚风干，割地赔款的创伤还在滴血。过去大家哼哧哼哧的搞洋务运动，本意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二三十年过去，不仅西洋的夷人没能“制”住，连东洋的夷人也骑到我们头上来了。
如今，洋务运动的首领，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奕王者归来，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满朝文武都认为，他肯定能够带领整个国家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重新实现大国崛起。
▲梁家辉饰演的奕
其实，慈禧起用奕，也是因为朝中实在没有可用的人才。例如刚刚入值总理衙门的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户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毓庆宫行走，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有三头六臂。这固然是他权势增长的表现，但同时也能说明清政府高层无人可用的窘境。
慈禧想来想去，才终于想起了这位已经隐居十年的小叔子。年中法战争，清军在前线连连失利。仗打得不好，当然要找人来背锅，于是慈禧抓住机会，罢免了包括奕在内的军机处全班人马，换上了一批能力平庸的官员。
这一次事件，也叫做“甲申易枢”。通过此次大换血，慈禧扫清了慈安太后和奕訢的障碍，一举成为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
小叔子被赶下台后，为了躲避杀身之祸，跑到了西山戒台寺，从此读书吟诗、坐禅悟道、不问世事，离削发为僧就差一步之遥。在这十年间，军机处由孙毓汶、徐用仪主导，而这两位的后台是光绪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
奕譞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什么事都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只懂得一味的讨大姐的欢心。由于醇党的庸懦，使得清政府这艘行将就木的大船更加破败。
尽管朝野上下都对奕充满了期望，但是奕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已经不堪重任。生理上，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了，而是一个63岁的白发老人。
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毕竟马保国老师69岁了还在坚持练习闪电五连鞭。奕的心理早已屈服于慈禧的打压，他不再锐意进取，不再挥斥方遒，而是凡事委蛇因循，唯唯诺诺、毫无主见，成为醇亲王的2.0版。
而且，奕在复出后经常生病请假，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按理说，要是你实在身体不舒服，难以承担重任，那就主动辞职呗，可是奕就不。难怪欧格纳还对他说：“且王果善病，精力不继，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没办法，奕还有权力欲望，他可以不干事，但是必须赖在这个位子上。
年1月16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问大家如果政府要改革的话，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翁同龢说，“以变法为急”，“从内政根本起”，这话说的很对，但是太大而化之。奕和其他人则是“默然”，可见这个叔叔确实指望不上了。
▲奕与慈禧太后剧照
奕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没有领导行政体制做出任何变革，只是在一些小的地方做出修修补补的工作，例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
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不少官员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爱国热情。
从年至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政府在自强方面缺少总体规划，也没有建立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核心，只是任由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搞了一些工厂和铁路，随意性地推行了一些新政。而中央政府本身的政策却又经常反反复复，甚至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
现在，奕的新领导班子依然在走老路，大家还是在做帝国勤勤恳恳的“裱糊匠”，而且裱的还不如之前的好。而甲午战争惨败的事实证明，只靠在窗户上糊上一层纸，是无法抵挡外面的狂风暴雨的。
02无人可用的光绪帝
自己的叔叔无能为力，那么作为皇帝，光绪能够拯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吗？
年5月2日，光绪帝忍痛批准《马关条约》，八天后，他就发下谕旨，向臣民解释他为什么要签订这个条约，并提出战后要做出改革。
7月5日，光绪帝明发上谕，“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谕中外巨工保荐人才，业经次第擢用。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拔真才，籍资干济。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闳通、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俾资节取。”
▲《马关条约》谈判
从上谕中可以看出，光绪渴求的是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人才，也就是技术性人才，这依然是洋务运动所需的人才标准。
当时，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引领改革的人，类似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求贤的谕旨发出后，保举人才的奏折纷至沓来。茅海建教授在清宫档案中查到52件相关的保折、片、单，并整理出附表，放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
说实话，官员们保举的人才很多都不靠谱，例如翰林院侍讲王荣商保算学生萧开泰，说此人非常不满西方人在技术上卡我们脖子，所以自学成才，钻研出几样高科技的武器，“一曰火镜：用玻璃板镕铸而成，借日光取火，厚二寸者，可烧三里外之敌船，厚至一尺者，可烧三十里外之敌船；一曰炮架：用牛皮水袋，可御敌炮，中设机关，两旁安凸镜，能使放炮有准，合之可成营垒，分之可肩负而行；一曰竹筏：左右用木轮驾驶，中安木槽，可仰卧放炮，以攻敌船；一曰海镜：能入水不濡，洞见海底，又推其法为暗船，可驶至敌船之下，运放水雷；一曰气球：如鸟鼓翼，前后左右，惟意所向，中置炸弹，可自上击下，以毁敌垒。”
像这样会忽悠的人才，除了最近那个卖燕窝翻车的网红主播，我还真没见到过几个。光绪没有定王荣商欺君之罪，可以说是个非常仁慈的君主了。
茅海建教授说这些保举的官员，“大多数属于‘察吏安民’的性质，这与光绪帝下诏求贤的主旨并不吻合，也与甲午战后‘卧薪尝胆’的‘自强’风尚不那么合拍。”
光绪帝下诏求贤的两年时间里，没有获得什么令人满意的人才。在实际操作中，很多高官借此良机扩充势力提拔下属，很多下层官员特别是候补官员借此良机保获缺升官发财。中国的政坛一如既往，腐败、因循、推诿、消极、愚昧······
年轻的皇帝想要收拾旧山河，但是现实却打了他几个大耳刮子。因为在举国世道人心、风俗习惯、思想信仰、品行操守都全面败坏的情形下，如果没有有计划、专门化地来培养现代化的人才，只是“求贤于隐”，是根本求不到的。
洋务运动的二三十年，只是强调片面的工业化，甚至把眼光紧紧地盯住军事国防，忽略了现代化教育的建设。以至于当光绪帝需要改变中国的人才之时，却发现举国滔滔，无人可用。
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军强占了胶州湾。12月15日，俄国军舰驶入旅顺，并向清政府提出修建中东路支线及租界旅顺、大连的要求。清政府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只得低声下气的全部同意。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即将来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德军在胶州湾
当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光绪帝发现朝中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当年镇压太平天国的湘淮军宿将们都已经垂垂老矣，年轻一辈的将领也没有几个熟悉近代战争的。将才凋零，青黄不接，光绪帝简直要抓狂了，他连忙发下谕旨：各省将官有老于兵事，缓急可济者，无论官职大小，现任退闲，准其一律奏调等语，所奏尤为当务之急。著即迅速筹办。如有知兵之员，为该将军督抚等素所深悉者，准其保奏，以备干城之选。
也就是说，不管是好桃子还是烂桃子，只要你摸过枪打过仗，就赶紧到我这里报到，我这里一网兜收，保证提供盒饭。由此可见，光绪帝急到了什么程度，这也能反映出甲午战后的下诏求才根本没起到什么效果。
年1月17日，光绪帝又下发谕旨，要求地方将军督抚保举“知兵之员”。毫不意外，各省封疆大吏们的奏折再一次纷纷飞往京城，结果他们保举的将才基本上都只在地方上跟土匪交过手，缺乏近代战争的经验。
现在想想，后来清政府要抵御外侮，保家卫国，除了跟能够呼风唤雨、刀枪不入、飞檐走壁的义和团合作，还能依靠谁呢？这一出腾笑中外的闹剧，其实不正是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悲剧吗？
03知行合一的康有为
德军强占胶州湾一个月之后，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上了一折两片，其中提到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期望光绪帝能够予以召见。
研究戊戌变法的大家孔祥吉和茅海建都认为高燮曾的建议，是翁同龢、康有为密谋的结果。康有为很幸运，光绪帝居然同意召见他，而这在当时极为罕见，要知道皇帝一般是不会跟中小官员直接对话的。
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荣禄、张荫桓“察看”康有为，听取其政治改革的意见；3月11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当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
▲康有为剧照
康有为的变法方案让光绪帝相当满意，他自此成为清王朝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旋召见康有为议事，震撼中外的“戊戌维新”正式开启。在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混了三年之后，清政府终于要有所作为了。
康有为在红的发紫之前，做了很多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工作。早在年，他就已经在家乡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初步组建了自己的团队。
甲午战争后，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宣传改良主张，开展政治活动，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支持，并带动各地相继成立类似的组织，令维新思潮日盛。
年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成为维新运动时期的重要政治团体。同时，他还去广西讲学半年，组织“圣学会”，开办《广仁报》，帮助广西开拓风气，引进西学。
除了通过开学堂、设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大造舆论，康有为还笔耕不坠，努力著书立说。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抨击当时占学术主流地位的儒家古文经学是刘歆为王莽篡汉而编造的“伪经”和“新学”，后者更论证孔子六经都是“托古改制”之作，对传统理念和法制发起了挑战和冲击，并打着孔子旗号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虽然康有为的学术观点并不正确，但是奠定了他维新变法思想领袖的地位。
此外，康有为还著有《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进呈给光绪帝，光绪帝看到后如获至宝，“一卷刚进，又催下卷”，并将此书“日置左右，次第择而行之”，有些上谕、朱批甚至直接采用了该书内容或案语。
不得不说，在奕等清政府高层官员因循守旧、无所事事、得过且过的这三年，“康党”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而不是仅仅靠嘴遁和键盘。也正是因为“康党”立志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并且为此宵衣旰食、栖栖遑遑、上下奔走，所以他们才能够以低级官员的身份，进入清政府的中枢，主导救亡图存的改革。
天下事，无论大小，一定要去做，只有做了，才会发生改变。
很多读者都会批评康有为是个根本不靠谱的人，光绪帝不应该稀里糊涂的就上了他的贼船。平心而论，康有为对西学知识一知半解，对外部世界只有模糊印象，他的改革方案因此也是极其幼稚的。
你能想象他甚至建议光绪帝卖掉一些边疆的国土给西方列强，以此来筹款做改革经费？而且此人的人品相当有问题，这个几乎是公认的，不用替他遮遮掩掩。
但是如果你站在光绪皇帝的角度，你就会发现，除了接受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实在是无路可走。甲午战争后的三年，光绪帝屡次下诏书，期望能够汇聚全国的精英人才，共商改革进取的救国方案，可是现实却让他一次次的失望。
只有康有为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在《上清帝第六书》中，他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提出中国变法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大誓群臣，宣布“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二是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设十二个新政局，推行改革。三是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为变法献计献策。在光绪帝召见他时，他主张统筹全局，先设立制度局，另外还提出重用维新人士、废八股、翻译外国书籍、派遣留学生、派大臣出洋游历等许多建议。他的改革方案有诸多缺陷，但是这是当时光绪帝所能看到的最好的方案了。
▲康有为与孙中山剧照
另外，康有为给光绪打了几个针管的鸡血，他对光绪说，西方列强变法改革“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明治维新“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这一番热情洋溢的话，极大的振奋了光绪的心。
再加上德国强占胶州湾，有可能引发列强竞相强占中国土地的骨牌效应，给光绪带来的严重的危机感，让他觉得再不进行维新变法，恐怕自己即刻就要成为亡国之君。康有为还在《上清帝第五书》里这样“恐吓”他——职恐自而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试问，如果你是光绪，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李鸿章也说自己是“康党”
结语
年5月29日，人称鬼子六的恭亲王与世长辞，享年65岁。由于他的无所作为，导致大清朝在甲午战败后又浑浑噩噩的混了三年，没有任何新鲜的气象。而在此期间，列强已经纷纷磨牙吮血，准备集体宰杀中国。任何一个中国人，下自贩夫走卒，上至九五之尊，都已经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上。
真的，中国人的时间不多了。
好在还有一批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荫桓这样的热血青年，在一片愚昧与混沌的蛮荒之中，勇敢的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尽管他们会受到各种刁难和辱骂，但是他们就像培根说的那样“不怒、不喜、不哀、不怨。只是理解”。他们几乎是心甘情愿的以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新时代的祭坛。
天的维新之舟，虽然永留历史之憾。然而，也正是自该年起，戊戌之火种，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这也说明，中国的知识界还没有完全丧失反应能力，中国的中兴应该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这已经不是清政府能胜任的事情了。等待它的，只有退出历史的舞台。
部分参考资料：
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三联书店，年；
2、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三联书店，年；
3、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年；
4、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三联书店，年；
5、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年；
6、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年；
7、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8、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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